冯绍雷:能级不对称下,中美俄不乏合作空间

世界战略格局进入结构转换时期,国际体系正由冷战两极体制解体所造成的“一超多强”,向大国崛起带来的大国竞争体制转换。以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为标志,2018年开始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国际格局将呈现出“1+2+N”也就是“美国+中国、俄罗斯+诸强”的过渡结构:美中俄“三极竞合”将主导国际竞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邢广程担任对话嘉宾,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张昕点评。第三,除了意识形态,作为海洋性地缘政治代表的美国,和作为大陆性地缘政治大国的俄国,前者的空间阻隔性与后者的空间连续性,形成了鲜明反差,成为深刻影响争霸的自然动因。普京的“保守主义转向”:基于本国立场、尊重本国传统2003年普京开始加强联邦中央权力,抓捕了掌控国家能源命脉的最大私营企业家赫特尔考夫斯基,这被西方视为是从自由化、民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倒退。曾写过《苏联解体亲历记》的美国驻苏联的最后一任大使、现已80多岁的马特洛夫,在2013年的瓦尔代会议上,讲了半小时,中心意思是美国不希望解体的苏联混乱。

国际格局转换进程中,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大国之间直接的大规模战争和军事冲突可以避免,但是,围绕国家权力、国家地位、国家利益的角力和斗争更加激烈。国际关系将重现大国竞争局面。

1月6日,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做客文汇讲堂“新时代大国外交”系列演讲第三讲,主讲《中俄关系:中美胶着下的新走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邢广程担任对话嘉宾,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张昕点评。

一是,美国领先优势逐步缩小,但综合国力仍居世界第一。中国崛起的步伐不可阻挡,甚至会在某些领域将实现超越,综合实力与诸强不断拉大,稳居第二,并且不断缩小与美国的相对实力。

嘉宾主讲

俄罗斯经济和综合国力方面位居顶端之下,但战略资源底蕴、军工制造底蕴、地缘政治底蕴、大国外交底蕴仍将是世界一流。其它地区强国依据发展水平与发展速度不同将出现不同程度分化,成为多极体制的第二梯队。

“中美俄关系”这个提法,学界有争议。当下中美俄三边关系是不是冷战时期的中美苏三边对抗?我认为大不相同。中美俄有“三边官方论坛”吗?有三方联接的经贸关系吗?有互相制约的专有国际协定吗?没有。但中美俄三方确实非常微妙、甚至引人关注地在相互作用,对当下和今后国际格局都产生着深刻影响。由此,谈三个问题。

大国战略竞争与合作仍是影响国际关系未来的决定性力量,运筹大国关系成为重中之重。中美俄三大国围绕世界和地区主导权形成三边竞争合作格局。

冷战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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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高度对立、两极化集团结盟的画地为牢、全球战略对抗的军事冒险,是冷战的三个特点。美苏争霸是否还会重演?

中美之间竞争大于合作是基调,可能相对确定。中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上升,为双方互为主要对手的对位竞争。中美矛盾成为中国外部主要矛盾,也会成为世界主要矛盾。双边战略博弈凸显为国家安全斗争主线。

从托克维尔预言看美苏争霸的特殊历史条件

美国将故技重施,拉诸强打压中国。欧盟与日本作为美国坚定的盟友将成为美国主要借重的对像。与此同时,美国将加强对新兴大国的分化和拉拢,以形成孤立和打压中国的合力。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1835年时预言:当其他国家受到限制、或者无所作为之时,唯有美俄两家,一个自东向西,一个自西向东,迅速扩张。两个版图急剧拓展而“似受天意密令指派”的新兴大国,总有一天会成为各占一半世界的两大霸主。

中美博弈基本方式是战略威慑、地缘围堵、军备竞赛的综合较量。伴随矛盾激化,美国很可能挑起直接对撞,与中国战略摊牌,当然,方式不会是世界大战,但也不排除一场由某一冲突事件引发的中小规模冲突。

从这极具远见的叙述中,可观察到美苏在二十世纪称霸的若干特殊的历史条件。第一,不光要有实力和抱负、还要有扩张的主客观可能空间与条件;第二,处于“高山之巅”的美国,和自诩为“第三罗马”的俄国,异曲同工但都有高度的救世情怀,这大大促使了后来对抗性意识形态的形成;第三,除了意识形态,作为海洋性地缘政治代表的美国,和作为大陆性地缘政治大国的俄国,前者的空间阻隔性与后者的空间连续性,形成了鲜明反差,成为深刻影响争霸的自然动因;第四,二十世纪中期,美苏首先拥有核武库——无论是核威慑、还是核恐怖——这一因素又极大地推动了美苏称霸的全球对抗。

如果中国胜,则美国及其他各国可能接受以美为主以中俄为辅的世界体制,中国变力量为权力。反之,中国若在博弈中失利,则会严重压缩争取世界权力的空间,延宕复兴进程。显然,这是我们不能接受也不愿看到的局面。

总之,并不是单一因素,而是长时间内形成的上述多种因素相互聚合而形成的美苏争霸格局,前无古人,后也难有相似的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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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与“制衡”:大国关系中的常态

二是,不排除美俄在某一特定时刻放下恩怨相互携手的可能。俄罗斯拥有大国志向和抱负,作为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中的“白乌鸦”,与传统西方大国斗法多年,无论是与美国、日本还是欧盟的矛盾难以消除,美国在打压中国的同时自然不会放弃发动盟友对俄罗斯的“看管”,防止它东山再起。

特朗普执政后,舆论关注中美俄关系的新走向。作为其中关键人物的基辛格,他曾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策划过美苏缓和,乃
“均衡外交大师”。近年来,基辛格主张中美俄之间的合作与制衡。近期,他断然否认了所谓向特朗普谏言“联俄制华”的传说。美国学者帕特里克·泰勒的著作《六位总统与中国》中提到,1968、1969年局势大变之际,尼克松和基辛格希望和中国、苏联都调整关系,两人当时的谋划是“从两边同时下注”。苏方反应迟迟未到,而毛泽东、周恩来则释放了愿意调整关系的信号,从
“乒乓外交”开始,促成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

但是,美俄关系重启的动力因素也不可忽视,“双普”的相互“示好”已久,且俄罗斯有着强烈的与美西方改善关系的愿望,也许,不排除双方在某一特定时刻放下恩怨相互携手。并且,俄罗斯对外关系的突变性在历史上也曾多次上演。

可见,国际变局之下,各方寻求大国间力量均衡会是常态。我们既不为高速发展带来的荣耀所动,也不为纵横捭阖中的关系转换而感到意外;应从容应对,理性务实地经受国际变局的考验。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目前稳定向好,短期内基于共同的需要不会出现大的波动。但已经有俄罗斯媒体分析,随着中国实力的进一步提升,俄罗斯是否长期接受在稳定的中俄战略协作关系居于所谓的弱势地位?还有,也不排除美俄关系缓和,中国被美国提升为头号对手的可能。

黑格尔曾说,人类应该记取的最大教训,就是从来不吸取教训。所以,冷战的重要遗产之一,就是要学会如何避免和化解重大冲突。

国际观察家认为,在新中美俄“大三角”中,由于中国与美国的结构性矛盾大于美俄矛盾,位置相对不利。因此,运筹中美俄三边关系,既要着眼眼前,更应该瞄准长远,不仅要注重短期内策略的运用,还要强化长期的硬实力建设。

普京内政外交的转型与中美俄关系

包括着眼中美战略博弈扩展升级军事斗争准备,坚决为赢得外界强加于中国的战略摊牌提供力量支撑。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战略机遇期不被干扰,确保民族复兴大业不被打断。

普京是以自由派身份进入政坛的。从上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最初几年,中俄在不同程度上强调学习西方、合作于西方。但是,亲身经历了1990年代末俄罗斯的艰难转型,于2000年执政后,普京逐渐转向保守主义政治路线。

美国,中国,俄罗斯,欧盟

普京的“保守主义转向”:基于本国立场、尊重本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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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普京开始加强联邦中央权力,抓捕了掌控国家能源命脉的最大私营企业家赫特尔考夫斯基,这被西方视为是从自由化、民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倒退。2007年,普京在瓦尔代会议上公开宣布:“我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三是,国际各种力量围绕权力和利益再分配较量加剧。当今国际体系的演变,主要是几个世纪以来由西方少数国家垄断国际事务的局面走向终结,也被称之为“五百年来前所未有的变化”。

我曾当面请教过他关于保守主义价值观的含义。在他看来,第一,基于本国立场,第二,尊重本国传统,第三,也恪守人类文明的固有遗产,如尊重宗教、热爱国家、保护家庭、关怀妇女和儿童等等。他说,现代化高速发展过程中,必须以传统来维系过去与未来间的稳固连接。他特别强调:“保守主义不是开倒车、不是搞封闭。”然而,事实表明,这还是难以见容于欧美精英。

西方国家显然不会甘心让出历史舞台,极有可能采取更加激进的手段制造混乱、转嫁矛盾、遏制新兴国家崛起,国际各种力量围绕权力和利益再分配的较量加剧。

西方在地缘政治上的挤压更甚于意识形态的一致

在快速崛起进程中,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主要守成大国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与此同时,中国与区域大国战略竞争加剧,与周边存在领土海洋权益争端国家间的矛盾出现激化态势,面临的安全压力呈阶段性增长趋势。

普京多次说过,2002年美国单边退出反导条约,这是新世纪以来的美俄关系恶化的源头。2018年底,特朗普公开表示准备退出中导条约。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在莫斯科演讲,称此举不是针对俄罗斯,而是中国。但更多分析表明,美国还是更多地希望通过在俄罗斯周边部署中短程导弹,特别是用于防卫“新欧洲”国家,以应对俄罗斯的强有力威慑。在2017年,慕尼黑安全峰会普京尖锐批评西方的讲话十周年之际,俄罗斯专家们告诉我:看来,普京的警告富于远见。关键在于,即使意识形态转换后的俄罗斯,也并没有能避免来自西方的地缘政治的无情挤压。正因此,
“国际政治中,地缘政治比起意识形态,来得更为深刻”——我曾几次听到普京这样总结他的心得。

因此,在维护主权方面,现有的台湾问题以及与邻国领土领海争端将继续保持,有关势力可能主动挑起事端,“台独”势力也有可能铤而走险;而在拓展公权方面,中国海外市场、资源、投资、人员、通道等遭遇有关国家破坏和恐怖主义势力侵害的危险增大,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安全利益被侵蚀被挤压的可能增大,在公海、公空、太空、网空等领域也会受到排斥和挤压。

同期发生的外交压力拉近了中俄距离

不排除在常态情况下表现为非军事性侵权的“软战争”,会在矛盾激化下转化为军事压力的可能。中国不惹事,但也决不怕事。只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执着于民族复兴大业,压力就会最终变成动力。

中俄关系的向好有其内生逻辑,并非偶然。而中俄两大国的举手投足,不可能不受内外环境的深刻影响。世纪之交的科索沃危机,对俄罗斯来说,是美俄关系从冷战终结和解后急转直下的第一个重大转折点,刻骨铭心。而对中国,则有中国驻南使馆被美国轰炸的切肤之痛。相似的同期压力拉近了中俄的距离。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俄联手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

2008年8月8日晚上,一方面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而恰恰同晚,发生了格鲁吉亚战争。虽然,这两件事几乎毫不相干,但西方媒体立场大有偏颇,美国新保守主义学者罗伯特·卡刚当即发表了一篇评论,称这两件事表明“中俄威权主义轴心已经形成”。

此后若干年,全球性的政治经济竞争,逐步转入地区冲突。作为非西方文明大国的中俄的合作,在这样的背景下格外引人注目。一方面,上合组织深化、金砖机制建立;另一方面,世界经济治理平台由G7向G20转换。随后,乌克兰危机的发生,特别是克里米亚危机,表明大国间博弈进入一个地缘政治经济竞争+文明较量的新阶段。中国外交部表示:乌克兰危机源自于复杂的“历史经纬”。在处理大国间错综关系的进程中,中国越来越趋于成熟与稳健。

中美俄关系的当下和未来的走向

2018年,是美国官方文件把中俄确定为主要竞争对手后的第一年,是普京第四任总统任期的第一年,更是中共十九大召开后的谋篇布局的第一年。这三件大事几乎同时发生,标志着一个较长历史阶段的开始——中美俄之间在推进合作、寻求深化互信的同时,摩擦程度与频率会不可避免地有所提升。这是一个自1990年代中期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建立、中美关系大体上以“非敌非友”的定位发展以来,我们在延续战略机遇期的背景下,第一次触碰的全局性的重大战略变化。

世界近代历史的多样化轨迹,显示中俄和平共处的深厚渊源

今年,中俄建交70周年,在三边关系里的中俄合作,其实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和深远的历史背景。回顾有关地区近代史发展,学界至少认为有三种模式。主流的观点以欧洲为中心,欧洲的发展带动了全世界。第二种看法,存在着中国为主导的“东亚朝贡体制”。而若干年来专攻欧亚地区历史的学者们,则强调第三个轴心:蒙元帝国在欧亚大陆扩张所造成大陆枢纽部位的政治格局,及在大陆东西两侧激发起的后续政治变迁。1689年,作为蒙元帝国的两个主要后继者,康熙皇帝和彼得大帝签定《尼布楚条约》,这份中俄双边关系史上第一个条约,至少确保了在19世纪后期沙俄大规模向中国扩张之前,近两百年左右这一广大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中美俄互动四大特征:长期影响和制约各自内政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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